这个时期属晋易系统时期。晋易的主要特征是一扫象数，专讲义理，以老庄哲学思辨诠解《周易》。晋易自魏晋兴起，影响波及唐宋。唐代孔颖达等所编定的官方经书《五经正义》选的就是晋易的代表人物王弼的注解本，也就是玄学化的“易学”，并收录了许多玄学家的言论。笔者认为，晋易系统源于山东，其主要根据就是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山东学者。
先看魏晋易学。这个时期山东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朗、王肃、王弼。王郎作《易传》，藉政治权力列于学宫，解易时本象数以阐义理，上朔汉儒之明象，下开何晏、王弼之明理。王肃继承费氏易的传统，以《易传》观点解释经传文，抛开汉易中象数之学，特别是今文经和《易纬》的传统，注重义理，文字力求简明，称为“王学”，成为义理派王弼的先导。王弼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一扫象数，将《易经》原理玄学化，创立完全意义上的义理学派，有所谓“辅嗣《易》行无汉学”之说。王弼注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大衍论》、《易辩》、《易传篡图》“为学五篇”，后三篇已佚。王弼易学源自费直，主张注《易》须注重《周易》所包含的义理，摒弃汉儒灾异说、谶纬说，从而开创后世以义理说《易》的先河。一方面，王弼对古文经学派解易风气进行了阐发。一是以“取义说”解八卦、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有意识地排斥取象说，这在古代易学史上是一次思想解放。二是提出“一爻为主”说，即卦的意义主要由其中一爻之义决定，说明一卦之象同其爻象、卦辞与其爻辞之间的联系。王氏追求一爻为主，在哲学上便导出了“一以统众”说，在复杂多变的现象背后，寻求其统一性和规律性。由于寻求事物所以存在的根据，就把两汉易学中的哲学问题，从宇宙发生论引向了存在论的讨论。这是王弼的一大贡献。三是提出“爻变说”，即以爻象的变化没有固定的形式，变动不居，说明卦爻辞中的吉凶即爻义的变化复杂多端、神秒莫测。四是提出“适时说”，以卦爻所处的时机不同，说明卦爻辞中的吉凶之意即爻义动变不居，难以推度。五是《周易略例》有《辩位》一文，又提出了“初上不论位”说。六是注重以人事问题比附卦爻的变化。另一方面，王弼以玄学观点即老庄哲学观点解释《周易》的卦爻辞，这主要表现为：以自然无为最高美德，以无形之德解释乾坤二元；以“寂然至无”解释“天地之心”；大讲“动息则静”；提出“得意在忘象”的命题，解释筮法中的取义说。这个时期，义理派占了上风，象数学派也继续存在。《周易》和筮法，作为一种占术，以卦爻象和阴阳之数占算时日吉凶和鬼神灾异之事，其解易的风气，亦可归为象数一派。曹魏时期占算家山东管辂可以说是此派的代表人物。管辂于正始之间玄学兴起时，以《周易》为占筮之术，反对以义理和老庄解易。三国时期的山东人诸葛亮，根据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和古代的兵法推衍成八阵图。其军事思想、为将之道、用兵之计，亦多于《易经》相通。三国两晋时期山东较有影响的易学者还有王宏、孙炎、孔晁、刘兆、徐苗、栾肇、王廙、徐邈等人。

    再看南北朝时期易学。南北朝时期山东重要易学家有崔浩、徐爰、明僧绍、伏曼容、崔瑾、张讥、房景先等。南朝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伏曼容、张讥。伏曼容宗王学，重义理，王弼《易》盛于江左与他的宣扬有很大关系。张讥宗郑学，观点中较为突出的是对《说卦》文“参天两地而倚数”的解释。他认为天大于地，天包括地，就数目而言，认为三中有两，并用“三中含两”来说明“一以包两”。这里的“一”，非单一的一，而是合一的意义。这种观点对宋明时期张载的太极说和明清之际王夫之奇偶两画的解释有重大影响。北朝较有影响的山东易学家有崔浩、崔瑾。崔浩重象数，以卜筮为说。崔瑾为北方易学传人，远绍郑玄，近师徐遵明，传郑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谓郑王之争，内容涉及关于《周易》的宗旨、关于言意之辨、关于易象的性质，关于太极之辨，可以归之为玄学派和象数派的论争，丰富了当时哲学的内容，而且促进了两大流派的相互吸收和整合的倾向。

最后看隋唐时期的山东易学。这个时期山东重要易学家有任希古、吕才、路隋、崔郾。吕才精于《周易》，尤明阴阳之学，《旧唐书》本传载：

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以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版行之。才多以典故质正其理，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

  其本传载其《卜宅》、《禄命》、《葬篇》三篇，皆引故典以反对卜筮，既云“颇合经义”，其不主以《周易》卜筮可知。

从以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山东易学史考察中可以看出，对形成晋易系统主要特点的决定性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是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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